内容提要
随着叙利亚境内国际反恐战争和政权争夺战进入收尾阶段，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正在坎坷中推进，叙利亚战后重建也同时开启。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经济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中并行不悖且彼此制约的三道难关，最终目的是全面恢复叙利亚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社会发展。无论是叙利亚自身对国家重建的迫切需求，还是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经验，都使“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成为可能。本文基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关于叙利亚冲突的最新观点和数据，结合叙利亚危机的新发展和新形势，对“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可能性、优势、原则和模式进行客观评估和积极展望。
关键词：“一带一路”；叙利亚冲突；战后重建；政治解决；全面和平
自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叙利亚国内冲突在大国干涉和多方介入下已延续七年之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叙利亚局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年11月至12月，伊朗、俄罗斯、伊拉克先后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被击溃；12月7日，俄总参谋长盖拉西莫夫表示叙利亚已经完全从“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解放出来；11日，普京突访俄在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宣布将从叙撤军。同月，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和阿斯塔纳和谈分别于14日和22日结束。年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议在俄罗斯索契圆满闭幕，这一和解进程所取得的关键性进展，为战后的“新叙利亚”国家政治构架完成了“封顶兜底”。纵使举步维艰，通过和平谈判最终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也正逐步由幕后移至台前，各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叙利亚重建的猜测与期待之声愈益高涨。在新形势下，认清叙利亚重建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中国参与叙战后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叙利亚重建进程的“三重难关”
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叙战后重建至少面临“三重难关”的考验。
（一）政治重建
随着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伊斯兰国”的覆灭，叙境内的反恐战争已近尾声，“后‘伊斯兰国’时代”的政治重建是关乎叙利亚重建整体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有效突破，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一，重建机制尚未出台。迄今为止，曾在推动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多边机制主要包括维也纳和谈机制（ViennaPeaceTalks）、日内瓦和谈机制（GenevaPeaceTalks）和阿斯塔纳和谈机制（AstanaPeaceTalks）。由于缺乏当事国的直接参与，维也纳机制颇受诟病，更由于土耳其的态度转变而鲜有进展；日内瓦机制和阿斯塔纳机制随之成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两个关键平台。然而，无论日内瓦机制还是阿斯塔纳机制，目前均不具备全面展开和推进叙利亚政治重建的足够能力和条件。首先，日内瓦和谈因“巴沙尔去留”等关键问题而久谈未果，更因俄罗斯的排斥和冷落难显成效。其次，阿斯塔纳和谈自年1月启动以来迅速形成机制，取得了停火、换囚、建立“冲突降级区”等重要成果，进而超越日内瓦机制成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主要机制，随之演变成各方争夺叙利亚问题主导权的重要平台。然而，将阿斯塔纳和谈机制的成果融入日内瓦机制中并加以贯彻和落实非常困难。当前，由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与以联合国名义但由美国、欧盟、沙特等国主导的日内瓦机制大有分庭抗礼之意，不排除导致各方博弈加剧的可能性。
包括叙利亚反对派、美国等在内的有关各方能否积极响应阿斯塔纳机制所取得的成果，直接关乎新的政治重建机制能否出台，关乎真正融合各方力量、围绕重建事宜展开多边商讨的叙利亚重建国际会议能否尽早召开，并最终关乎叙利亚的政治重建能否实现。
第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走向不明。在年10月31日落幕的第七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中，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季耶夫表示，“不排除商讨建立叙利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可能性”。然而，所谓“民族统一政府”究竟采取中央集权制、联邦制还是邦联制，多方势力必各有打算。在当前形势和条件下，巴沙尔政府试图让叙利亚重回大一统局面存在极大困难；同样，使叙利亚分崩离析成为若干独立主权的国家也不现实。
在政体选择方面，未来叙利亚大致存在三种可能：保留原有的单一共和制；选择黎巴嫩模式或伊拉克模式，成为一个内部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按教派和民族划分权力并使之相互制衡；形成一种介于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分权体制之间的“共和国主体+若干联邦区”的新型体制，在单一共和制的体制下给予库尔德人一定限度的自治权。这三种可能都维持了巴沙尔在大马士革的继续统治。
在意识形态层面，不仅反政府的政治力量会抵制复兴社会主义，库尔德人也排斥阿拉伯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和集权型共和观念都可能再次复兴。鉴于战后伊拉克的教训，叙政府和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复兴社会主义道路而选择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后萨达姆时代，正是由于匆忙解散复兴党致使国家因长期统辖各派的超级意识形态突然消失而成为一盘散沙。当然，未来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也不排除作出调整和局部妥协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叙利亚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内部各派力量的博弈，也取决于域外大国的角力，形势至今并不明朗。
第三，阿拉伯身份去留存疑。叙利亚政治重建终究面临阿拉伯身份去或留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独立于叙政府军和叙反对派而存在的一项重要原因，是后两者均以“歧视和‘阿拉伯化’库尔德人”为目标。作为叙利亚库尔德族群的核心诉求之一，“去阿拉伯化”是库尔德人在未来政治重建进程中与叙政府角逐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样，叙境内的亚美尼亚和土库曼等少数民族也乐见未来国家去“阿拉伯化”标签。另一方面，启动政治重建的叙利亚政府将考虑是否以及如何重返阿盟，特别是如何修复与海合会（GCC）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叙利亚如果为争取内部稳定和政权延续而尊重“去阿拉伯化”诉求，则难免引起外部相关国家的不满和反对。如何在弥合内部分歧和排除外界忧虑之间权衡利弊将成为考验叙利亚政府的又一难题。
总之，叙政治重建进程前途未卜，叙政府掌控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因而一时间难以恢复至较高水平，客观上增加了政局不稳和战乱、恐怖主义借机反弹的风险。
（二）安全重建
在叙利亚危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虽然反恐已降级为次要任务，叙利亚重建进程中的安全重建环节——旨在实现全面停战以及解决战乱带来的诸多安全问题，仍然是当前叙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整体重建进程能否有效推进的保障。当前，叙利亚安全重建大致面临五大难题。
第一，“冲突降级区”发展难题。年9月15日，第六轮阿斯塔纳和谈机制确定暂以六个月为有效期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从而使俄、土、伊三国率先为实现叙利亚全面停火和地区稳定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截至年12月，这一过渡性质的举措为降低地区冲突烈度和缓解人道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使各方在打击地区极端恐怖组织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叙政府也由此重新掌控了境内大片领土。然而，叙利亚战争是一场大国干涉和地区力量介入相交织的冲突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这就意味着任何停火协议能否长期有效执行、“冲突降级区”在下一阶段将如何发展均会受到各方博弈情势的直接影响。未来，在政治解决进程稳步推进的前提下，以俄、土、伊为主导的冲突降级区极有可能迎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介入，使冲突降级区转为相对的稳定“板块”，最终伴随政治解决的成功而完成其历史使命；相反，若政治解决不进反退，在恐怖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短暂缺席下，各方暴露出的直接利益冲突和控制权争夺甚至可能导致“冲突降级区”变为“冲突升级区”。
第二，反恐收尾阶段难题。在各国宣布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之前，“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在叙利亚的规模远超伊拉克。虽然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有形力量已被大大削弱，但其仍在流窜中的无形力量依然具备发动零星恐怖袭击的能力，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潜在且持续的威胁。因此，包括叙利亚内战各方在内的反恐力量在叙反恐收尾阶段至少面临三大任务：为应对恐怖主义在地区发生的新变化，对化整为零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力量进行再次定性与甄别；联手防范流窜中的恐怖组织有生力量进入别国或反恐阵营的管辖盲区以求再起；防止大国或地区国家出于私利而与被击溃的恐怖组织暗中合作，使其卷土重来。
第三，政府军恢复与重建难题。在叙利亚安全重建进程中，政府军的恢复与重建事关叙政府掌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内战爆发前，叙政府逐年减少义务兵役期限，至年，原有兵役期限已缩减到一年半，显示出政府军健康、良好的发展势头。自叙内战爆发至年底，因伤亡、变节和拒服兵役，叙政府军人数从32.5万人锐减至15万人，非正规部队则有8万到10万折损。在此过程中，叙政府转而通过颁布新规定、抓捕兵勇乃至强迫已服兵役的公民接受预备役等措施扩充政府军兵员，客观上致使政府军整体质量大不如前，并引发了民怨。叙政府面临尽快在数量和质量上帮助政府军进行恢复和重建以及安抚民心的不小考验。
第四，遣散与整合反政府武装及收缴武器难题。除政府军外，在叙内战中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多达上千个，其中的大部分规模较小且由地方掌控，同时不乏由多个武装力量结盟而成或受到域外大国支持且颇具影响力的非政府武装组织。其中，以受美国力挺、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以及由土耳其扶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土库曼旅”等叙反对派军事组织最具代表性。“伊斯兰国”武装的势力衰退不可避免将引发地区及域外大国围绕领土、控制力和影响力展开竞赛和角逐。随着反恐战争进入尾声和重建进程的开启，叙政府对各类民间和地方武装或遣散或整合，对曾经的反政府力量进行武器收缴成为安全重建的重要内容，却又面临地区多元博弈带来的极端复杂性。可供对照的负面例证是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国家政权破碎、军事割据、恐怖分子活动猖獗的现实。
第五，土耳其“安全区”的存废难题。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方面曾多次提出在叙北部地区建立“安全区”或“禁飞区”。这一动议首先针对域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同时针对被土耳其视为心腹大患的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其实质是假反恐之名行维护本国领土安全和利益之实。虽然在奥巴马时代这一提议被多次忽视，但时至今日，土在叙北部“安全区”的建立却已成为不可否认的既定事实。无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还是“伊斯兰国”势力的逐步褪去，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安全区”的巩固。因此，现阶段土耳其“安全区”的存在并不会随着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衰退而轻易走向终结。然而，“安全区”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使叙政府以及其他域内和域外大国心存芥蒂。未来，若库尔德人仅谋求自治而不再设法独立，则“安全区”的存在不复必要；相反，则会给予“安全区”存在以合理的口实，为地区安全重建平添许多不确定性。
“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安全重建道阻且长，战乱状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战后权力分割、族群冲突和各方博弈将长期存在，叙利亚与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恶化的较大可能。安全重建能否顺利进行尚取决于能否解决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以及如何形成联合政府控制下的有效安全力量这两大关键问题。
（三）经济重建
如果说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的前提和保障，经济重建则是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无论叙政府和博弈中的各方针对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做出怎样的布局，民生问题始终应为解决问题的目标所在，并影响着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进程的顺利推进。
叙利亚曾经是中东地区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封闭的国家之一。除少量石油外，叙本国资源相对匮乏。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年出台的一份涉及叙利亚冲突与经济的专项报告，至21世纪初，叙利亚政府逐步实行包括开放商业银行和股票交易、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等经济自由化的举措，已帮助叙利亚经济保持了低通胀率和强劲的增长势头，财政赤字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内战前的叙利亚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至年共有2,,个不同类型的住房单位分布在八个省份，叙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然而，内战爆发以来，叙经济遭受巨大打击，虽然经济重建工作已在启动当中，却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伤亡人数巨大，经济倒退严重。据世界银行估算，年叙人口总数约为2,万，在年至年间至少缩水20%，约1,万人流离失所或被迫迁移。有关叙利亚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UNandArabLeagueEnvoytoSyria）、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SyrianCentreforPolicyResearch）和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yrianObservatoryforHumanRights）分别作出40万（年3月15日至年4月23日）、47万（年3月15日至年2月11日）和47.5万（年3月15日至年7月15日）的统计；另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因内战致残人数多达80万之众。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显示，截至年4月，叙利亚内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亿美元，该数值为年叙利亚GDP的5倍有余。叙利亚内战冲突对叙实物资本造成了严重损害。据世行统计，叙境内7%的建筑被彻底摧毁，20%遭不同程度损坏，65%的住房单位遭到破坏，客观上加剧了民众的颠沛流离。
战争带来的损失更渗透到叙国家基础设施的各个层面：包括阿勒颇、台德穆尔、代尔祖尔等九个城市的数十个工业区遭到破坏，其中阿勒颇受损最为严重；霍姆斯、大马士革等城市以及许多小城镇由于成为战场而遭破坏甚至彻底毁灭，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工厂、土地、道路、发电厂和灌溉系统以及旅游机构等大部分设施遭到破坏，民众几无医疗、学校等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至年初，叙利亚30多个电站停运，至少40%的高压线路遭到破坏；由于基础设施受损，叙利亚在霍姆斯和巴尼亚斯的两家国有炼油厂运营能力减半；叙利亚总长度达2,公里的铁路系统由于战争破坏已无法运营。据世界银行年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叙全国16%的医疗机构（医院、医疗中心、医疗点）被彻底摧毁，42%遭到部分损坏，不仅需要急诊的患者无法得到应有救护，慢性病患者以及妇女和儿童均无法获得适当的治疗。种种迹象表明，叙利亚经济倒退严重，恢复周期将十分漫长。据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分析，叙经济至少需要30年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
其次，重建资金缺口巨大，叙本国投融资能力极其有限。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年估算，仅叙利亚经济重建中的基础设施恢复部分就至少需要2,亿美元才能完成，加上其他领域的资金需求，叙利亚重建面临近3,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相较于战前，日益累积的国家债务已使叙利亚政府难堪重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叙政府公债在年底仅占GDP的31%，至年底则一跃达到GDP的%；外债占GDP比重则由的9%跃升至年的60%。此外，叙政府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其投资、融资和偿付能力均受到极大限制。从到年，伊朗被普遍视为叙利亚唯一来自外部的财政“靠山”，得益于伊朗的帮助，叙政府才能够为市场提供足够的石油产品，这对于一度风雨飘摇且无力产油的叙政府而言无疑至关重要。叙政府于年1月通过了旨在借助私有经济管理和运营国有产业（石油领域除外）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法案，次月又正式启动名为“国家伙伴关系”（NationalPartnership）的新经济战略以促进本国经济重建，多个政府项目已经上马。然而，鉴于“PPP”计划所依赖的本国银行并不具备足以支撑重建的资本，私有经济的注资对叙利亚国家经济重建而言仍然远远不够。
最后，叙战后重建缺乏大国一致，援助模式难寻先例。数额庞大的重建资金缺口首先意味着如果没有大量的国际援助和贷款，重建工作就不可能完成。然而，叙利亚的经济重建进程与叙利亚问题本身一样，因反恐和争夺政权的双重属性以及大国博弈的长期存在而具有十分特殊的复杂性。各方在政治解决中的分歧势必折射和作用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这些现实的直接影响，首先体现在叙利亚经济重建进程将有别于阿富汗、伊拉克等以美、欧为主体且大国展现出相对一致的国家重建进程，其次体现在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经济重建的援助模式将无先例可寻。
在遭受西方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背景下，包括巴沙尔在内的叙各级别官员均曾多次表示，“盟国”企业在重建进程中享有优先权，而欧美企业则首先需要以其政府为支持反对派的立场进行道歉来换取在重建中获利。“大马士革当前对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也采取类似的立场。”可以预见，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印度等在内的“东方国家”将成为叙政府寻求经济援助与支持的主要对象。美、欧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挺叛”、“倒巴”且乐见叙政府遭遇掣肘的实际立场，且始终担忧重建资金终将落入巴沙尔亲信或效忠于他的代理人手中。而以沙特为代表、曾长期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阿拉伯国家同样很难迅速转身成为叙政府的援助者。
纵然有意参与重建，各国的参与程度和援助模式也将大大异于以往。二战后，美国为支持欧洲重建曾向马歇尔计划捐款约亿美元，相当于今日1,亿美元有余，却不及今日叙利亚一国重建所需数目。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被普遍寄予慷慨解囊的期望，但即使每年做出援助数十亿美元的联合承诺，预计十年内可满足的需求也不会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对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家而言，受油价走势和预算紧缩影响，其潜在的援助规模也会远不及实际所需。
除上述困难外，叙战后重建进程中本国企业运营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尚待完善，货币交易和银行监督能力有待重建与加强，银行监管框架亟待改革，其中的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制度更有待尽早建立。
对叙利亚战后整体重建而言，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经济重建环环相扣、互为支撑，叙利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三者唯有齐头并进、相互扶持，才能使重建进程有序开展、重建目标早日达成。
二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的可能性与优势
随着叙利亚局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叙国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备走向相对稳定的可能。面对满面疮痍、百废待兴的战后叙利亚，“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现实基础、可能性与优势等问题正引起中国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中科白癜风黄金周公益援助广州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