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古本店——真假赵子昂帖
文/李小龙
乌丝惊燕总为邻，奈困樵苏敢问津。最爱晴柔松雪意，清风为送一帘春。
石川古本店也在京都市左京区，但其介绍上说主营绝版漫画和电影作品，这我不感兴趣，所以如果不是参加京都市下鸭纳凉书市，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找这家书店。
书市上看到这家店一个小桌子上摆了不多的线装书，便去随便翻翻，倒也小有收获。最主要的收获是一册题为《松雪斋法书》的拓本，正文是行草体的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此本为经折装，前后有木板夹护，书一打开便一股墨香扑鼻而来，首页有“松雪斋法书”数字，下有“天水郡图书印”的阳刻印章，正文每行六字，个别五字或七字，末署“大德三年（）四月既望书子昂”，名下有阳文“赵孟頫印”章及阴文“松雪”、“赵氏子昂”章。最末则有“四明茅绍之摹”六字。
赵孟頫
这个茅绍之在书法史上大有名头，不过，其名头却非来自书法，而是来自赵孟頫，因为他是赵氏“御用”刻字师。古代书法家的影响虽然主要源于其书法艺术，但却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比如刻石者的技艺，因为墨迹无法复制，流传受限，所以书法家若要扩大影响，则必求之于刻石，若刻字者不能准确传达书家笔意，则可能画虎类犬。所以，古代书家都很重视为自己刻石的人。据云，李邕、颜真卿所书碑文多为自镌，自然文质相协。那些自己不会或不愿意去刻石的书法家便要找一个技艺高超的刻手，柳公权有邵建和、邵建初兄弟，而赵孟頫的刻手便是茅绍之。
比赵孟頫晚半个世纪的元人顾瑛（—）曾于至正十七年（）写文章说：“伯盛朱隐君，予西郊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佞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交者皆文人韵士。予偶得未央故瓦头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顷又以赵松雪白描《桃花马图》钩勒于石，精妙绝世，大合松雪笔法，惜其不得从游于松雪之门，使茅绍之专美于今世。”比顾氏大十八岁的谢应芳在其《龟巢稿》卷五《赠刊字阚士渊》一文中亦有“忆昔赵文敏公之写天下碑，镌字独称茅绍之”之句，便可知茅氏身份。事实上，比赵孟頫仅小十几岁的虞集在《篆刻说赠张纯》一文中便早暗写此人了：“近年在京师，有浙人称精善，从吴兴公最久。然偏长吴兴之体，吴兴殁后，颇亦寂寥。刻他人书，辄曰：‘非吾整顿，几不可观。’”这个“浙人”自然是指身为四明（今宁波）的浙江人茅绍之了。此后相关记载更多，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便云《张留孙碑》：“刻者为茅绍之，彼时求公书者，非茅刻则不书，观其摹勒之妙，固名手也。”
不过，存世赵孟頫字多有伪托，那此本如何呢，需进行一番考察。
《石渠宝笈》卷十三列有“元赵孟頫书昼锦堂记一卷”，标其贮藏位置为“上等昃二”，著录云：“宋笺本，行书款识云：‘欧阳永叔此记，直记其事，盖一笔挥就，善于形容者耳。延祐七年八月三日快雨时晴天气晶明，书于松雪斋，子昂。’下有‘赵氏子昂’一印，卷前有‘大雅’、‘赵’字二印，又‘军假司马’一印，卷中幅押缝有‘合同’、‘鸥波’各二印。卷高一尺，广五尺四寸。”知赵孟頫确曾写过欧阳修《昼锦堂记》，且曾藏于清廷皇宫之内。只是，此卷为“行书”，又为延祐七年（）所书，自非此刻石之所本。而且，此原本并未失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上之印章确与《石渠宝笈》所载同，只是另多了“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养心殿鉴藏宝”、“宣统御览之宝”等印。
不过，《石渠宝笈》卷三七另录一种“元赵孟頫书昼锦堂记一轴”，标为“次等地一”，著录云：“素绢本，行草书，款识云‘大德三年二月既望书子昂’。”此题识与摹刻本者仅有“二月”、“四月”之微异（或《石渠宝笈》的编者误录），余皆同，则此当即摹刻本的底本。然而，此原帖现已不知存于何处，失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过，此行草本的摹本在国内却仍有所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便可以看到苏州艺石斋的拓本，唯不知为何时所拓者。不过，艺石斋本每页三行，字迹与此本也有细微不同，定非同一摹本，而且末尾也少了赵氏之印，更无茅绍之的署名。则可以推断其刻石为后了。
我所买到的本子每页二行，共四十二页，为乌金拓，拓本纸质坚韧，摹拓精细，字迹清晰如刀刻，以手触之有凸凹之感，观之如浮雕，确为拓本之精品。其末署“四明茅绍之摹”六字，则此或当拓自茅刻原石。另外，此落款数字与赵孟頫存世《道教碑》（即《张留孙碑》，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印本，另，原碑亦存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岳庙内）末之题署基本相同，则亦可相证。当然，有学者以《道教碑》为伪作，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引徐石雪的话说：“学赵者多摹仿北京《道教碑》，不知此碑非子昂所写，因为元朝敕令子昂写斯碑时，子昂已卧病不能握笔，乃令其徒吴全节代笔，未几子昂死。吴全节书不逮子昂远甚也。”此语不过臆测而已，并无确据，又似以吴为赵氏之徒，则又大误。又有学者以其为茅绍之作伪的（王连起先生《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文物》年第6期），虽然这一说法还并未成定论，但无论如何，总是承认《道教碑》确为茅绍之所刻（这里说的是北碑，而巧合的是，南碑为张纯刻，正为前引虞集《篆刻说赠张纯》一文的赠主，虞集认为刻字“精善”的两个人都分别刻过《道教碑》，不能不说甚是巧合），则亦可由落款而推断此帖亦当为茅氏所刻也。那么，此帖是否茅氏作伪呢？我以为不是，原因有二：一是据《石渠宝笈》知清廷曾藏其素绢本墨迹，则其原有赵氏真迹在，那么茅氏自然不可能再去伪造刻石；另外，此帖署“大德三年”，其时赵孟頫尚在世，茅氏更无法去作伪了。
《道教碑》
此后，我又在一次大阪的书市上，买到了一本《赵子昂兰亭帖》，也便一并记在这里。
赵子昂临《兰亭》已经是书法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了，据说赵子昂非常喜欢临禊帖，一生所临不下数百种，这绝不是夸张的数字，因为与赵同时的仇远便说过：“余见子昂临《临河序》，何啻数百本，无一不咄咄逼真。”不过我买到的这一本并非赵氏非常有名的十三跋本之类，而是一个改变了原本行款的本子——当然，不排除是摹刻者改变的。其末署“吴兴赵孟頫书于松雪行斋”，后有“赵氏子昂”的印章，后边有“苏州沈草亭摹”的款识，下有“沈璠之印”，最后一页上又有“诸子鉴定”四字，分列三枚印章，分别是“董宁”、“洛中”、“？葛良辅”。此书从未见诸文献载录，四处寻觅亦无相同之本。后来，在日本国会图书馆里发现了一种《赵松雪楷书兰亭帖》，行款、字体与此全同（个别字有细微差异，知非同版），但落款不同，此落款为“大德辛丑十一月甲子临，子昂”，最后还有一段跋文：“姜白石云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巧，圆之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全利堂主人持示赵松雪真书兰亭帖，其字仿兰亭，参之以方圆之法，遒润焕然，未概见之名帖也。摹刻颁江湖学书之士，学之入于羲献之室，岂容疑哉。明治十八乙酉暮春鸣鹅草衣福敬业。”末又有“明治廿五年四月十日印刷”、“印刷兼发行人，田中延治郎”的牌记，则可知道此书为全利堂主人摹刻于明治十八年（），摹刻前曾请当时著名的出版人，同时也是书法家的福田敬业（—，号鸣鹅草衣）写跋，七年后，又有田中延治郎印本。据此，可知此本渊源甚明。于是，我便怀疑此本是仿照明治本伪造的，无怪乎署名中有一个从未见过的“松雪行斋”。
不过，当我进一步查到了沈璠的资料，才发现原来事实恰恰相反。沈璠的资料国内文献中几乎没有，但日本却多有记载；最有趣的是，日本著名作家式亭三马的滑稽本《客者评判记》中也提到了“姑苏沈草亭”。日本的人物辞典注其字鱼石，号草亭，江苏苏州人，业医，并精诗文书画。其人于年至年旅日，年，因治愈了长崎福济寺住持大鹏和尚的顽症而声名大振。现在日本还存有不少沈氏的书画作品，《古义堂文库目录》中还有“沈草亭石刻童子问一条”，注“姑苏沈草亭书”。这样看来，此书刊行当在十八世纪中叶，比前述明治本早一百三十年左右，如此一来，则此本反为真本，而全利堂主人出示之本反为伪本了。
此本题署“苏州沈草亭摹”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临摹，一种是摹刻。若为前者，则此本为沈氏临摹赵本而授于日人者；若为后者，则当时或别有一种赵孟頫真书本，沈氏为日人摹刻上石而已。不过，沈氏为医士，未必肯刻石，故以前一解释为妥。所以，此帖当称沈璠摹赵孟頫临兰亭帖——真是够绕的，不过没有办法。事实上，千年以来，至少从唐太宗之后，多少书法家在临那些临本的临本呢！最后，稍可安慰的是，在清人文献中总算找到了有关沈氏的一条资料，恰可援证前引日本资料的准确无误。杭世骏在《道古堂全集》诗集卷十九中有《送沈璠自日本还吴门》一诗云：“长崎归后意无聊，更驾鼋鼍海上桥。万里壮心劳想象，五湖生计转萧条。惊看笔底波澜集，难得胸中块垒消。风雨仙城快携手，为君坚坐话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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